谁是作者

瀚歌

阅读中有一种体验：一个非常不错的书名之下，你看到的内容往往使你大跌眼镜，与那咄咄逼人的书名大相径庭。

一本《安萨里与伊本·泰米叶比较研究》的书里，对安萨里的偏见竟然源自不属于安萨里、但人为地归于安萨里的作品，或源自他人对安萨里的不公正判断，完全失去了作为“比较”研究所应有的客观态度；一本《维新家伊玛目哈桑·班纳》的书一度吸引我的眼球，没想到看了一些关键的章节，不禁大失所望，作者对“维新”这一重大课题的把握实在不敢恭维：他不是去发掘这位维新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而是采取简单记述的方式，内容肤浅，表达不力，与书名格格不入。

于是想到一本谈论伊玛目艾布·哈尼法教法的书，用一些无据可考的神话故事和教法偏见来展示这位了不起的法学家和演绎家；一本写近现代一位穆斯林思想家可歌可泣生平的书，从内容到文字，与所写的主人公相去十万八千里……于是认为，关键不在书名，而在谁是作者。

一个非常不错的书名或题目被写坏了，是屡见不鲜的事实。这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一本书，首先要看作者是谁，再去看内容，再去考虑是否买这本书。

埃及思想家穆罕默德·安萨里认为，“只有伊玛目才配写伊玛目”，当然要求过高，但既然是写“伊玛目”，而不是写一般的人，就要站在一个高度，如果不强求与所写的伊玛目一般高，也要求作者对伊玛目的思想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把握，文笔也要一定程度上对得起伊玛目和读者。

穆罕默德·安萨里的话，是针对埃及大学者穆罕默德·艾布·祖赫拉所写四大伊玛目传记系列的高度肯定。后者的《伊本·泰米叶传》，也是无人超越。可见，“只有伊玛目才配写伊玛目”，不是一种苛刻的要求，而是一种对学术、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态度。

我这里先知生平方面的著作不下七八种，纵观其内容与写作方法，与每个作者的资历、深度、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如穆罕默德·安萨里着眼于先知生平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穆罕默德·拉马丹·布提着眼于通过某一事件突出先知圣品及一些教法判例；艾克拉姆·齐亚乌勒·乌姆里着眼于从圣训考证方式去考证事件的真伪；伊马顿丁·赫里尔则从伊斯兰的历史观、真主所赋社会、历史的规律，去挖掘先知生平的意义，等等。

穆罕默德·安萨里在《先知生平》前言中说，他是以一个士兵写自己的统帅的心态去写先知的。这一血浓于水的情感，加上他那深邃的思想境界，娴熟的文学表达，先知的形象栩栩如生，彷佛依然生活于我们当中。

关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生平有好多版本，其视野、深度、写作手法中，优素福·格尔达维的作品当属一流。如他在《伊斯兰教育与哈桑·班纳学派》、《七十个春秋回顾》等著作中，对哈桑·班纳思想的研究与定位，既指出他的卓越，又不回避他的局限。

季羡林的《为胡适说几句话》、《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既写胡适宽容、豁达的人格，又写胡适在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与不得不参加的“活动”之间的矛盾与尴尬，说他是一个“聪明的糊涂人”，读来亲切感人。美国学者特里尔所写《毛泽东传》，汇集作者长达十年的研究资料，用情景化的生动文笔，去写作为“人”而不是“神”的毛泽东，迄今无人望其项背。

可见，谁是作者，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效果。而且我们不妨说，一部传记，或一部小说，无不折射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鲁迅的《阿Q正传》，从穆罕默德·安萨里的《先知生平》，到穆罕默德·艾布·祖赫拉的《伊本·泰米叶传》，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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